上海有一家别具一格的上市公司——春秋航空，它是春秋集团的璀璨明珠。而春秋集团的起源，要追溯到1981年那家不起眼的春秋旅行社，当时它只是一家街道企业，主营业务是带领上海市民进行苏杭两地的一日游。谁曾料到，这家曾经微不足道的小企业，如今竟已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，屹立于商界之巅！ 1981年，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浪潮尚未平息。国家为“减负”，终结了农村合作社，只要土地性质不变，对农村的各种限制彻底放开。农业爆发出了惊人活力，村办、乡办、镇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我们称之为“乡镇企业”。在城市，为增加就业岗位，企业被允许开办三产行业，街道允许建厂，甚至军政机关也积极参与。整个中国在这片热土上阔步前行，当然，这一切也离不开“严打”的保驾护航。 回望过去，哇哈哈、美的、春秋等一大批如今响当当的企业，都是在那个年代踏上了征途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催生了这些企业？又是什么原因在此之前它们无法崭露头角？归根到底，就是“管”与“松”两个字。 经济上的“管”，是权力的体现，也是认知的映射。若一切以经济为重，管理便是一种模式；若经济为辅，管理则又是另一种模样。以城管为例，占道经营是城管的管理范畴。倘若人行道宽五米，占道一米，通常不影响行人通行。但有些店家将桌椅摆满街道，占道三、四米，行人无法通过，这自然需要管理。 然而，现实中为何无论占道多少城管都会介入？浅层次原因简单明了：标准统一，管理便捷。一刀切的管理最直接也最省事。但深层次原因何在？其实不言而喻：对于城管而言，城市整洁至高无上，是其本职所在。相比之下，经济可能连次要地位都排不上。因此，在具体操作中，城管执法自然是怎么严格怎么来，怎么让城市清洁怎么来，经济因素从不在其考虑范畴之内。 若各级管理部门、各个管理部门都秉持城管的思维，那么这种“管”必然会抑制经济的快速发展。再说回春秋的1981年，当时佣工有限制，不得超过八人。因此，当许多企业佣工超过八人时，便引发了巨大争议。争议源自何处？源自某些人的政治正确思维。哪怕再不合理，他们只要政治正确，便能言之凿凿、行之坦坦。正因为这种人和这种思维的存在，单纯从经济角度思考经济问题往往会被质疑为“幼稚病”。但仔细想想，究竟是谁幼稚呢？ 说完“管”，我们再谈谈“松”。 中国人身上究竟蕴含了多大的能量，其实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知晓。 我最近前往河北一游，终于明白了义乌这几年“谈北色变”的缘由。任何小商品，只要能造得出来，家里的小作坊就能搞定，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只管饭不发钱也来。这样的价格，义乌如何与之竞争？因为义乌的商品均来自淮河以南，人力成本较高。而在河北，人力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因为本身就是农民，干一天能包饭就觉得划算，什么钱不钱的，多么见外！ 我虽未见证1979年包产到户时中国农民的冲天干劲，但在河北的那几天，却仿佛看到了他们父辈的影子。只要能让生活富足美好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愿意倾尽全力、撸起袖子加油干。此时，政策的“松”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不否认，“松”必然会带来越界的问题，很可能会触及我们思维以外的各种条条框框。但问题是：那些之前未曾触及的条条框框就真的合理吗？社会规则从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许多当年看似“天条”的制度，为何如今已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？因为社会的进步必然会让规则滞后，当两者产生矛盾时，只能是规则跟随进步去改变，而绝不能用规则去遏制进步！晚清时期的诸多实例便是明证，足以令每个人深思。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对权力的畏惧已深入人心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，对经济的“管”易如反掌。但因惧怕权力，人们往往会退一步思考问题，这往往导致某一行业只要一纸公文便陷入一潭死水。而我相信，更多人渴望的是对经济的“松”。因为“松”代表着允许试错，人们会进一步思考问题，这才会带来行业乃至社会的繁荣。 最后，我斗胆直言：我们不仅需要放松对现有行业的管理，更应该放开一部分较为敏感的行业。胡锡进大概在半年前曾发表一篇文章，谈及夜总会经济。其实这篇文章的立意颇佳，但许多网友却非常反感，认为夜总会是藏污纳垢之地，怎能支持？我在此举一例：上海所有24小时经营的海底捞选址均在夜总会聚集区域内，难道海底捞也是藏污纳垢的一部分吗？这显然站不住脚！但倘若我告诉你，现在24小时营业的海底捞数量已大不如前，你是否在为污垢被清除而痛快之余，也忘了为那些海底捞员工献上一丝怜悯呢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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